摘要：共商集智，增强上海创新策源能力
12月15日，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举办了“增强上海创新策源能力”研讨会。来自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科委、上海科学院、上海科学学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就如何增强上海创新策源能力进行了专题报告和深入研讨。
启动国际大科学工程，提升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
在专题报告环节，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敦帅通过解析创新策源能力的内涵和特征，基于“创新投入—创新路径—创新产出”的结构提出了创新策源能力的基本框架：外部环境、创新投入、创新路径、创新产出和评价指标，并通过对创新策源能力的进一步解析，提出了创新策源能力建设的未来方向和趋势。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马永智通过对创新策源能力内涵、框架与特征的解析和对权威媒体公布的创新城市衡量指标的借鉴，构建了创新策源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全球典型科创中心城市创新策源能力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从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四个方面，提出了创新策源能力提升的战略举措。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王浩从技术革命进程、产业结构变革、创新模式演进等角度梳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空间演变历史和路径的基础上，基于纽约、伦敦、东京、首尔等典型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践案例，总结了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模式、路径与特点，并进一步从政府、市场、企业等视角形成了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经验启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宫磊提出，上海应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并优化布局；上海高校“双一流”和科研机构能力建设任重道远，应加快设立卓越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上海应打通体制机制的“堵点”，营造更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上海应积极参与，并努力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启动国际大科学工程，提升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
始创新、源创新与流创新
在研讨环节，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何万篷认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是科技创新、金融创新、文化创新三个模块资源集成、要素耦合、功能涌现的过程。要充分利用投资贸易从便利化往自由化迭代的深改革新开放再出发时间窗口，连接区域，链接全球，做好“流—留—转”的文章。要激活科创资源要素的国际化交易平台。要打造源于科创又超越科创的思想市场，五角场、淮海中路、张江科学城等地区，在这方面可以先行先试，大胆地去“闯”和“创”。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创新政策研究室主任常静认为，科技创新策源可以分为新发展模式和理念的开创性、基础性技术的带动性、长期研发与创新的前瞻性、城市创新网络的辐射性四个维度；上海市应从内外两方面回应其策源功能，向外观，回应国家的战略使命，及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体现策源能力的使命导向与需求；向内看，主要是完善创新的主体、要素、环境和组织，回应内在的结构体系建设要求，用系统化的思维构建创新能力体系；未来上海要遵循“以创新生态的理念促进创新策源的涌现、推进源头核心能力打造”的基本理念，在“任务和能力”这两条主线上以不同层次的体系化布局来分类推进，探索平台构建、资源配置方式、社会文化支持系统及实现多元主体协同等路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守贵认为，上海创新策源能力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人才，增强上海的创新能力，需要打破体制和机制障碍，调动创新要素和创新主体的活力，引导其在增强上海创新策源能力上发挥更大作用。中美贸易谈判促进了中国更高程度的开放，这为上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倒逼上海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大胆破除体制和机制障碍，这不仅需要关注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更应该关注微观主体对环境的主观感受，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助力上海创新策源能力建设。
上海科学院科技发展处处长李万指出，策源具有“策动未来、创新之源”的意味，策源能力更是强调了通过把握科技创新规律和态势以实现战略目标。“策”要发挥政府的、市场的和共享的三种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科研组织模式的作用，重视发挥社会化组织特别是新型研发机构在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注重通过创新生态孕育出新的“创新物种”，进而实现对“源”的涌现和壮大；“源”之所以成为“源”，关键在于“流”成为“主流”，要注重“源”“流”之间的关键互动，因此，增强策源能力除了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创发现之外，也要高度重视创新产品的主导设计、未来产业的技术“主航道”的建构，体现出原创力的首创性、突破性和带动性；在创新模式上，既要注重始创新、源创新与流创新，而且要重视“灰度创新”等新型创新模式的应用发展，突出上海特色，注重与长三角的互动。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政策研究和法规处处长林晶指出，上海创新策源能力的建设，一方面需要提升全社会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度，需要关注非共识性项目怎样评估，怎么样形成一套科学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加大政府、企业与慈善基金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要成为创新策源地，基础研究必不可少，各种各样的资源要素和管理模式都需要集聚并且符合基础研究的发展趋势；此外，还应重点关注什么是突破性或者创新性的研究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评价等问题，具体到一些行为时，要考虑是否能推动社会进步，及怎样使社会更加美好等因素。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胡斌讲到，“策源”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策”是活动之策，主要包括科技创新活动、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产业创新活动三个方面；“源”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两个方面，内部资源包含了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应用场景，外部资源包含了市场需求、政策支持、资本支持、数据开放、人才队伍、平台支撑等等；创新策源的行为主体包含了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与创新策源能力建设，一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上海的独特优势；二要因地制宜，充分调动在沪央企、地方国企、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三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明确上海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明确重点突破的领域、项目及措施。
上海市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于英川讲到，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不能从简单的线性研究视角出发，需要形成系统认识。另外，上海创新策源能力建设需要充分调动上海高素质客群的积极性，将来自需求侧的压力与挑战，转化为供给侧改革的动力。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认为，应当加快明确和把握科创中心城市建设以及“上海模式”的清晰定义，以更好地利用资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发展中保持战略定力；同时，需要对相应的指标体系构建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并将其转化为政策语言进行实际的应用。更进一步，应该以指标体系为引导，把提升策源力、建设科创中心的发展目标上升为一种具有持久性的价值观、一种具有根植性的城市创新文化。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强在总结本次研讨会时指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已经到了关键的时间节点，根据“科创22条”，2020年要形成科创中心的基本框架，到2030年要将科创中心的核心功能发挥出来。今年3月刚刚颁布的“科改25条”对建设目标的内容和时间节点又进行了调整。接下来又要研究“科改25条”的“升级版”，这说明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变化十分迅速，对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形成新的压力和挑战。这需要各领域的研究团队加强合作，共同努力，积极配合政府做好相关战略和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助力上海创新策源能力的建设与提升。